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经验教训深刻。长期以来，各国多从本国本民族视角总结反思，但随着全球化演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单一国家或民族视角总结这场世界性战争的经验教训，已显不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正气充盈、乾坤朗朗。”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们已从本国本民族视角总结了大量经验教训，站在人类文明高度，更需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登高望远，以更宽广视野和胸怀反思这场战争，总结出能为更多人所理解、接受，且能推动世界进步的经验教训，助力人类文明建设，让世界永享和平安宁。这既是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

第一，世界各国人民均拥有自己的生存家园，每一个国家既要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应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当年的侵略国、战败国，还是受害国、胜利国，都必须汲取历史教训，不能践踏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唯有尊重他人，才能减少矛盾；唯有互相尊重，才能维护和平。

第二，世界人民珍爱和平，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冲突。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要求，所有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抵制和惩处。《巴黎非战公约》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规定签约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和冲突，不论性质及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联合国宪章》等文件进一步确立不得进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在国际法层面宣布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犯罪，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倒退必将引发新的悲剧。当代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与组织都应推动这一文明成果落地，而不能违背人类文明规则，随意诉诸武力甚至发动侵略战争。

第三，世界人民渴望公平、正义和法治，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共同维护符合人类文明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现代国家应该是法治国家，现代世界也应该是法治世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手段、重要保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标志。尽管现有国际法有待进一步优化，但若没有国际法，世界可能重回丛林法则，陷入混乱甚至战争的泥淖。随着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亟待加强对国际法的针对性研究；中国人也应该更多学习、了解国际法。

第四，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每一个国家都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善于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交流互鉴。各国应当正确看待文明类型的差异和矛盾，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当“文明霸主”；坚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在借鉴吸收中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以宽阔胸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第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坚定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正确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关键在于认清今日世界已成为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连。唯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正确认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防止极端民族主义，以合理方式处理复杂国家关系；才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原则，摈弃冷战思维与侵略手段，避免世界重蹈历史悲剧。

从三个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运新宇

中国共产党人奋战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坚定的意志、模范的行动，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抗战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可从三个基本维度展开。

政治上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体现在政治态度、主张和路线的引领上，核心聚焦于三面关键旗帜。第一是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文件，表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与主张，充分彰显了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政治担当。第二是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第三是始终高举全面抗战旗帜。《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把处于无组织状态的中国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战略上的中流砥柱。能不能胜利、怎样胜利，是抗日战争的又一个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靠着自身的远见卓识，从抗日战争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全局进程等方面解决了能不能胜利、怎样胜利的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战略上的中流砥柱。一方面，针对国内部分民众的悲观情绪与迷茫心态，毛泽东深刻剖析日本侵华战争性质与中日国情差异，明确提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他还准确预见全面抗战的三个阶段和发展形态，增强了全民族坚持斗争的韧性。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在敌强我弱总体态势下进行内线持久防御，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为全民族抗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这一伟大战略调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步步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行动上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的中流砥柱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实践担当。一是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明确要求党员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成为民众的朋友、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民众的上司、官僚主义的政客。广大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热情，为克敌制胜凝聚了力量。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发挥了抵抗侵略的中坚作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将士团结一心、殊死斗争。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全国军民信心、提升党和八路军声望；百团大战是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三是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发挥了支撑作用。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极大牵制了日军投入正面战场的兵力，使其由外线战略进攻态势逐渐转变为被多个根据地反包围的态势，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经验启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 张占斌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科学预判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为根据地军民在困境中的坚守指明方向。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历程，是“自力更生、敢于斗争、上下同心”的生动写照，其留下的“封锁倒逼创新”“精简提升效能”“上下同心破局”的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抗战时期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困难。通过“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日军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物资流通，禁运食盐、药品、钢铁等战略物资。在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河北经济体系濒临崩溃，仅粮食损失就达3312亿斤，日军反复侵占耕地3.5亿亩，烧毁房屋522万间，导致各类工厂、作坊、矿山、商铺等17964家有损失。冀中根据地经历“五一大扫荡”后，8000多个村庄被洗劫，不少地区成了“无人区”，生产体系彻底瘫痪。1942年至1943年，华北、西北根据地遭遇百年不遇的蝗旱，华北粮食减产超60%，陕甘宁边区部分县镇甚至颗粒无收，数百万群众面临饥饿威胁。灾害还引发疟疾、霍乱等疫病，不少军民因饥饿与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且，根据地多位于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粮食亩产往往不足百斤，难以满足军民需求，工业仅有零星手工业作坊，生产能力有限，财政入不敷出，经济运行压力巨大。

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的主要举措。面对日伪封锁与国民政府停发军饷等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开垦菜地，提出生产方针；朱德考察陕甘宁边区，提出“开荒种地，兴修水利”方案；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在1943年延安纺线比赛中表现突出，激发军民生产热情。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进南泥湾，克服困难垦荒。到1943年，南泥湾开荒达10万多亩，产粮12000石，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奋斗目标，达到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工业领域，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贸易领域，各根据地成立贸易总局，晋冀鲁豫边区在敌占区设秘密办事处换取物资，发行“边币”稳定金融，组织“武装贸易队”应对日伪抢掠。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得到毛泽东高度认可并在各根据地推行。精简后，边区内部机构裁减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取消了各厅院秘书室，系统内的缉私机关同保安处检查机关合并，专署及县内的机构也各减少一半。人员上，边区政府严格执行“脱产部队不超过边区总人数的2%，脱产政府人员不超过1%”的规定，仅政府人员就精简了40%。精兵简政的实施，将开源和节流密切结合了起来，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与浪费。

抗战时期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对当前的启示。一是以自主创新打破技术封锁，筑牢科技安全防线。面对外部的遏制打压，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揭榜挂帅”机制，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多点支撑的创新体系，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二是以上下同心凝聚合力，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以精简节约优化治理，建设廉洁务实高效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借助数字化推进“一网通办”，降低行政成本。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四是敢于斗争、守住底线，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稳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高粮食产能。加快煤炭清洁利用，发展风电、光伏，构建多元化能源体系。

抗战烽火的中流砥柱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汪朝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

“中流砥柱”一词，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中流，指的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砥柱，是黄河中的一个石岛。中流砥柱，生动地描绘了这个石岛在黄河激流中如坚强支柱般屹立不倒的形象，这恰恰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真实写照。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侵占了东北大片富饶土地。面对强敌来犯，执政当局却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致使外敌入侵愈发猖獗。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立即发表声明，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并派遣大批共产党人前往东北，实际领导当地的抗战活动。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早的宣传者、动员者和践行者。

随着日本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独立与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中国共产党密切观察形势变化，深切体察民情动向，适时调整自身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团结全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政治力量，共同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创作了大量贴近民众、直击时代痛点的文艺作品，以文化力量点燃全民抗战热情。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真切反映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心声。

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国共两党加快合作进程。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全民族抗战大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团结抗战局面几度濒临逆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通过有组织的领导，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动员，最大程度地激发深藏于民众之中的抗战潜力，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减轻民众负担、普及教育、解放妇女，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培养了大批适应抗战与建设需求的干部；形成了正规军、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力量格局。通过一系列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以及中国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转型打下了牢固根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中流砥柱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刘红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政治领导、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基本道理在于“打铁必须自身硬”，关键在于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与国际关系、革命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坚持实事求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

一是提出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然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始终面临着教条主义问题。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同各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提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还借鉴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无论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自动形成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同错误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思维和调查研究为前提条件的。

二是界定党的先进性与代表性。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将党与“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等划清界限，强调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根据时局变化，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指出，“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初步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之说。实践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全民族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全民族的代表者，充分体现出先进性与代表性。

三是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之指导实践，紧紧围绕巩固与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来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实践、制度等守正创新，不仅明确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将之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同定位为“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建设目标。同时，坚持以目标引领推进党的建设，形成了正确而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发展壮大了党员干部队伍并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长征时期北上抗日的宣传效果

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陈始发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四支红军进行了广泛的北上抗日宣传，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不同形式向不同对象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政策和主张，使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以实现，帮助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建立抗日根据地。北上抗日宣传首先是开展自我教育，在党内和军内统一认识、加深理解，内化为行动自觉；其次是对途经地域的广大群众进行宣传鼓动，让大家消除误解，播撒抗日种子；再次是对国民党官兵和开明士绅等势力进行特殊宣传，尽最大努力争取他们的中立，减轻红军长征的阻力，并尽可能团结为抗日同盟力量。红军长征期间的北上抗日宣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基础，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

一是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随着长征的进程而不断明晰和坚定，这一方针也成为宣传的中心目标。1934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宣告，“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1935年，《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明确指出，“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在具体的宣传过程中，《前方打火线》《红军任务歌》《到陕北去》等歌曲内容融入北上抗日的中心任务，有一首歌的歌词就是“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陆定一、贾拓夫创作的《长征歌》写道：“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通过广泛宣传，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变为红军的实际行动和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长征由初期的战略退却转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

二是红军指战员的抗战意志愈发坚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联合下令，要把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求传达到每一个战士。长征途中，党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都要对战士进行政治谈话。巧渡金沙江时，战士们唱着歌曲，“我们红军要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渡过金沙江，打倒狗刘湘，消灭反动派，北上打东洋”。红军指战员坚定了抗战意志，伟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们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信心，以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指出，“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受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至贡献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

三是广大民众的抗战动力被激发。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沿途播撒抗战的种子，是宣传工作承担的重大使命。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使老百姓了解红军的性质和奋斗目标。他们根据群众的文化水平编演活报剧，揭露国民政府向日本出卖中国华北主权的事实，激起群众的民族义愤。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的标语宣传。比如，攻占遵义后，抗日宣传盛况空前，全城的大街小巷，凡是能写字的墙壁上，很快就写满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标语。红军宣传队队长左齐回忆，各师各团都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军团直属队也组织了若干工作组，每个人都根据上级的指示，定出了个人做抗日宣传、扩红、筹款的竞赛计划，“特别是党的‘抗日救国’这一伟大的号召，在长征路上，不知唤醒了多少沉睡的山村和城镇”。此时，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抗日意愿越来越强烈，并不断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拥护红军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