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工智能）概念自1956年首次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从Deep Dream在美术领域大展身手，到“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AI的发展从未放弃对文化创意、内容生产领域的渗透与挑战，尤其是近年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与应用，对文化领域产生了愈发深刻的影响。
对此，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祝帅对AI时代设计美学变革的分析概括，在更广泛层面上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说现代主义和传统设计相比，失去的只是手工性，通过“换笔”改变了艺术设计的审美范式；AI创作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冲击则体现在“换脑”，即颠覆了创意生成的法则，让有机或随机的人脑创意被算法所取代，让设计思维、图形创意等现代主义时代的设计核心技能让位于机器的程式、套路。
当AI对文化领域的介入已经势不可挡，如何认识和把握AI的优势与短板、如何学会与机器和算法相处，就成为必须直面的课题。探讨这一课题既需要实践智慧，也需要理论上的梳理与凝练。
就文化领域而言，AI尤其是AIGC诞生于“创意”需要被批量生产的环境中。从已有的生产实践方面看，AI在文本生成、视觉设计、音乐制作、视频处理等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实力和广阔的应用场景。目前，通过AI生成文字稿件、宣传海报等尝试已屡见不鲜，其在视听领域的应用也已相当广泛。如果说大批品质称不上精致、优秀的AI短剧尚且属于技术试水，那么知名卫视平台以全新制作模式打造AI上星季播长剧，则被业界看作一个更具标志性意义的节点，不仅意味着相关技术更加成熟完善，而且表明：在内容创作生产的底层逻辑、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技术和算法也已有了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
长期来看，后者之于文化领域的影响要更加深远绵长。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机器的关系就为社会尤其是理论界广泛关注，此刻，这一关系已经迈入更加错综复杂的境况。
AI为文化创意、内容生产带来的便利毋庸赘言，但在其优势背后也存在一定缺陷。AI基于庞大的数据库、强大的算力，能够在资料搜集整理、数据分析计算等方面拥有人脑难以匹敌的优势，然而，AI基于既有数据开展机器学习，吸收精华的同时也难免复制其糟粕，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一些学者所言，现阶段AI在本质上是基于算法与程序进行模仿、在规律分析基础上进行推测，只能称之为生产而非创造或创作，在价值评判、创新、共情等较为综合的、对真正的创作而言至关重要的思维方式上，AI显得力不从心。
站在使用者角度，当人们习惯了电脑、手机打字，提笔忘字的概率就会增加，同理，过度使用AI有可能磨损人的感知力、想象力、审美力，这些能力的钝化对创意行业而言或许是致命的。
跳脱出具体的工具和“作品”，从更宏观的视角观照，文化创意与人类的心灵、精神、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人类借此思考宇宙人生、观照历史社会、表达思想感情，寻求生命的完满与充盈，追求自我的实现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域的内容生产既是创作者思想、禀赋、才情、个性等的外化，更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更宏阔的因素息息相关；既属于个人，又不全然属于个人。
人与世界的互动极其复杂微妙，其间包含情感、意志等诸多难以以理性推测、框定的成分，这使得人类文明演进、文化创意生产具有跳出既有框架、不断发展变化、进行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性。已有的数据对于生命而言，永远是不完全归纳，那些游离于理性之外的灵光乍现，可能恰恰是创作领域极为宝贵的资源。正如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段吉方所言，AI理解的人类文明就像程序代码一样，始终只是静止抽象地不断累加而已。
反思AI的局限并不是要否定AI的价值、抑制AI的发展，而是要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人类与AI的关系。
实践层面，有关部门已陆续出台规定、举措，对AI予以规制，引导其高质量发展。开发者正在研发更专业、更“垂直”的大模型，提升AI的“聪明”程度、拓宽AI的应用场景，推动AI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也试图对AI相关的重要问题做出回应。比如，不少学者强调人机共生共融，将机器视为“非人类实体”，机器可以充当人类感官与能力的延伸，在人机互动中不断调整、构建并重新确认“人”的定义和边界。这种理论立场抛弃了二元对立思维，力求更加理性平和地考量人机关系。
用冷静对话、优势互补、沟通协作的眼光打量人类与AI的关系，能够既不压制技术的进步，又不制造虚幻的焦虑，同时有助于约束人类过度膨胀的自信与傲慢。
牛津大学教授马库斯·杜·索托伊表示，人类能够通过AI生成的作品进一步探寻计算机底层代码中潜藏的本质，也可以通过对人机关系、身物关系的反复思量而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将这一看法推演开来，人类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与外界等一切关系时，都不妨保留一点自省与自持，这是人类面对技术爆发、交往频仍、丰富多元、复杂纷繁的世界时的一种颇可参考的姿态。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思考人机关系问题时，一个意味深长的“意外收获”。
来源 | 中国文化报作者 | 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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