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思政课教学中的基本道理凝结为相应的知识形态。思政课教学不仅包含显性理论传授,还依赖于教师的思维方法以及师生互动等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思政课教学中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价值引领类、思维方法类以及师生互动类的隐性知识。要通过构建“故事汇”、搭建“思维图”与打造“体验场”等路径,促进上述隐性知识显性化。以隐性知识显性化为指引,通过情境教学、对话教学、思维可视化教学以及实践教学促成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的有力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1]思政课教师既要教授学生基本的理论知识,又要指导学生领会教学中客观存在但又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迈克尔·波兰尼认为“隐性知识”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是非系统阐述的知识,像我们行为中的某些东西,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2]。“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3](P210),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思政课教学中的隐性知识本身也是教育者和受教育互动交融的结果,在师生共同参与和体验中不断生成。认真分析教学过程中的隐性知识,“是整个教育教学目的得以真正实现的一个必要前提”[4](P238)。隐性知识相对于可言传的显性知识,具有默会性、个体性、情境性等特点。隐性知识见诸思政课教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灵活运用;在教学互动中自然流露出的家国情怀与人格力量以及学生对理论知识的个性化感悟。这些知识难以通过简单的讲授或条文背诵获得,却深刻影响着学生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真实认同与接受。因此,要重视思政课教学中对隐性知识的挖掘,并使其显性化,进而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一、思政课教学中隐性知识的类型呈现
思政课教学中的隐性知识,应从思政课教学内容以及思政课教学活动本身两方面加以考察。从高校思政课教学实际来看,具体包括价值引领类隐性知识、思维方法类隐性知识以及师生互动类的隐性知识。
1. 价值引领类的隐性知识。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引领,关乎学生的价值判断与理想信念的确立。价值引领类的隐性知识并不能直接通过机械记忆来传递,其传递首先需要学生在情感上引起共鸣。这种情感的共鸣构成了传递隐性知识的重要桥梁。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时,谈及长征精神,如果仅仅是复述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就只能作为史实类的知识讲授。但当思政课教师通过生动的细节与震撼的影像资料将红军战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精神世界具象化时,学生心中会产生一种敬佩之情进而坚定其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这种价值的引领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定义讲解抑或知识记忆所能实现的,而是通过情感的触动和心灵的对话来实现,这种在特定教学情境中被激发出的共情能力,是价值引领的隐性基础。思政课教师本人在日常言行举止中流露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学生的关怀,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价值引领素材。部分学生能敏锐地感知到教师所讲述的是“言不由衷”还是发自内心且能做到“知行合一”。此时,学生从教师身上“意会”到的,是一种对待理论、对待生活、对待世界的真诚态度和坚定立场。这种通过观察、模仿和情感联结而获得的关于价值引领的知识,是任何课本都无法直接给予的。
2. 思维方法类的隐性知识。高校思政课教学要不断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高阶素养的形成,有赖于大量难以直接传授、需要在实践中反复体悟的隐性知识。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转换能力。部分学生可能会感到课程教学内容空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将抽象理论与社会现实、个人生活进行有效连接的隐性“桥梁”。这种转换能力也是一种隐性知识的外在体现。经验丰富的教师能够信手拈来,用一个热点新闻、一个流行文化现象、一个学生身边的案例,精准地阐释一个理论观点。他们善于将深刻的理论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实现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从“学术话语”到“课堂话语”的有效转换,这种转换能力集中体现于思政课教师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如何巧妙运用网络热词、生活案例、影视素材来诠释理论,如何在叙事中融入情感、在说理中展现逻辑,这些教学策略本身就在向学生传递“如何让理论被人接受”的隐性知识。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习了相关理论,更学习了有效沟通和表达的策略。二是面对复杂信息的批判性思维与价值辨析能力。思政课教学中要教会学生如何“批判地思考”,这并非直接告诉学生“A观点对,B观点错”,而是要求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展示自己如何分析一个错误观点、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如何追溯不同言论背后的利益立场和价值预设,来示范一套批判性思维的“内功心法”。比如,在分析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教师不仅要指出其错误,更要示范如何查找权威史料、如何进行逻辑推理、如何识别其论证的诡计。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传递了一套关乎“如何思考”的隐性知识,这类隐性知识往往也需要学生用心体会和掌握。
3. 师生互动类的隐性知识。课堂氛围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思政课教学的成效。思政课教师关于师生互动的认识蕴含着关于“如何建立信任”“如何激发共鸣”“如何营造言说环境”等隐性知识。一方面,师生互动中教师的共情能力的培养。高校学生面临学业、情感以及就业等多重压力,思政课教师切实了解并理解学生真实的境况及思想困惑,是开展师生互动的前提,也是一种重要的隐性素养。当思政课教师讲到人生态度,应能体察到学生对于“内卷”的焦虑;在讲到“职业道德”时,应能关联到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教师通过语言、语调、眼神和肢体动作所传递出的理解、尊重与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隐性教育力量,它建立了情感连接,为价值观的引导铺设了通道。另一方面,营造良好氛围的思政课教学课堂。教师如何提出一个既能引发思考又不让学生感到被冒犯的问题;如何在学生发言偏离主题时巧妙地引导回归;如何在出现观点冲突时,既能维护秩序又能保护学生的表达欲望;如何让沉默的学生敢于开口,让活跃的学生学会倾听。这些课堂管理的“微技巧”,背后是教师对学生心理的隐性把握,以及对每个学生个体的尊重。在这种高质量的互动中,学生潜移默化地习得了如何倾听、如何表达、如何辩论、如何包容不同的见解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素养,这些都是思政课育人目标中重要的隐性知识的组成部分。
二、思政课教学中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途径
隐性知识显性化既是一种通过文字图表等方式表达的符号化过程,又是一种平等、真诚交流和讨论的语言化过程,更是一种不断检视教学和学习行为的反思性过程。思政课教学中,要通过构建“故事汇”、搭建“思维图”与打造“体验场”等路径,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
1. 构建“故事汇”,在叙事共情中将价值认知外化为可感形象。价值引领类的隐性知识很难通过逻辑论证直接植入人心,但它们却极易通过富有情感张力的故事实现传递与共鸣。因此,思政课教师要系统性地运用“讲故事”的方法,将教师个人内在的信念、对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过程,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和可感可知的故事呈现出来。思政课教师要“用故事讲道理,以共情促认同”,在讲到“理想信念”时,与其重复概念,不如讲述一个自己或身边人在职业选择和困难面前,是如何作出抉择并获得力量的真实故事。这种真诚的自我剖白,将抽象的“信仰”显性化为一个具体的、可触摸的人生选择,其感染力远超万语千言。同时,教师要善用隐喻与类比,将宏大叙事“微缩”到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比如,用“盖房子”来比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地基”类比基本经济制度,“施工图”类比五年规划。一个精妙的比喻,能瞬间让隐性知识可知易懂。更重要的是,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成为“讲故事”的主体。学生围绕一个理论主题讲述和倾听彼此的故事不仅是在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碰撞。在此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从旁引导,并通过提问帮助学生从感性的故事中,提炼出理性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这样,“故事汇”就成为一个强大的转化器,它把思政课教师个人的信念魅力、教材的抽象理论、学生的生活经验,全部熔铸成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故事,让价值认同与信仰确立在情感的共鸣中实现了清晰的传递和深刻的内化。
2. 搭建“思维图”,在思维外显中将内隐过程转化为可循路径。部分学生感到课堂教学空洞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只看到了教师思考的结果,而看不到思考的过程。思政课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可操作、可模仿的步骤和方法,将自己内隐的高阶思维过程外显出来,使之成为学生可以跟随的清晰的学习路径。思政课教师应改变直接给出结论的习惯,转而示范和演练得出结论的全过程。例如,在面对一个社会热点或错误思潮时,教师不应仅仅宣判对错,而应像“思维侦探”一样,现场演示自己的分析过程。第一步,先“悬置判断”,不急着站队。第二步,再“追溯信源”,这条消息最初来自哪里,发布者的背景和可能立场是什么。第三步,进行“交叉验证”,看看官方通报、权威媒体、多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第四步,进行“逻辑审视”,它的论证链条是否完整,有没有偷换概念或诉诸情感。第五步,尝试“理论透视”,运用相关理论和观点加以分析。思政课教师还可以在布置研讨任务时,提供结构化的思维工具,如包含“核心问题”“相关理论”“现实案例”“可能争议”“我的结论”等栏目的研讨模板,引导学生规范地完成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这种对思维过程本身的反思和揭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显性化教学。通过搭建“思维图”,思政课教师把那些只可意会的思维方法,变成了有阶梯、有抓手、可训练的操作规程,有效地帮助学生跨越从“知”到“思”的鸿沟,并真正掌握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本领。
3. 打造“体验场”,在具身参与的过程中将抽象感悟转化为共同经验。隐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个体性,它常常附着在特定的环境和身体感受中。因此,让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第一个关键途径,就是打破传统课堂“你说我听”的静态模式,有意识地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和具身实践,把那些模糊的、个人化的感悟,变成可视、可听、可感的集体共同经验。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道理藏在事里,让学生身在境中”。比如,在讲授“为人民服务是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时,可以设计一个模拟社区治理的实践项目,让学生分组调研一个真实存在的社区问题(如垃圾分类、停车难),并共同策划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真实地体验到意见分歧产生时的沟通技巧(如何倾听与对话)、面对复杂问题的分析框架(理论联系实际的转换)以及方案被居民质疑时的情绪管理。这些体验中蕴含的隐性知识,远比书本上的定义来得深刻。通过这种结构化的问题,教师帮助学生把潜藏在行为背后的思维过程、情感变化和价值判断“打捞”上来,使之清晰化、条理化。通过打造体验场,让关乎价值认同、思维方法和情感互动的隐性知识,从不可言传的内心戏,变为可以共同审视、讨论和提炼的公开课。
三、隐性知识显性化对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启示
推动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是教学策略的一种补充,也是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一环。它要求我们革新教学方法,将隐藏于情境、互动、思维与故事中的智慧挖掘出来,使其清晰可见并可学可循。
1. 推行情境教学。隐性知识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它的显性化与生成的情境密切相关。创设或再现与之相似的情景,旨在模拟让个体回到事件发生的最初情境,借助于熟悉的情境或场景,激活记忆痕迹,促使个体产生表达欲,进一步显现隐性知识。情境的形成是在个体与他人以及各种事物之间进行交互作用下发生的。依托教学情境,促成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需要师生形成共同的教学理念和愿景。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的具体场景。例如,在讲授“爱国主义”时,与其反复强调概念,不如创设一个“国家宝藏”品鉴会,让学生选取一件自己认为最能代表民族精神或国家发展的“宝藏”,并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情境中,学生需要主动搜集资料、筛选信息、组织语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隐性知识习得过程。通过这种方式,价值引领不再是外部的灌输,而是内生于学生情境体验中的自然感悟和主动建构,从而实现隐性知识的有效显性化。
2. 运用对话教学。隐性知识显性化强调平等、真诚的交流与反思,要求思政课教师改变“一言堂”的现象,并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师生之间的深度对话。思政课教师要打造一个“敢于开口、乐于分享、善于倾听”的言说环境。要设计高质量的开放性问题,以及能激发学生多元思考并反映真实想法的真问题。当学生发言时,教师要学会积极地倾听,不仅听其内容,更要感知其情绪和背后的关切,并给予及时的、建设性的回应。要善于捕捉和放大对话中自然流露的隐性知识。当学生在分享个人经历、表达对不同观点的困惑,甚至进行争论时,他们的价值偏好、情感倾向和思维局限都会显现出来。此时,思政课教师应通过追问、澄清、引导反思等方式,帮助学生将他们模糊的、感性的体验,提升到理性的层面。
3. 引入思维可视化教学。思政课教学必须从习惯性地“给结论”“判对错”,转向大胆地“亮过程”“秀方法”。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将自己的思维过程以透明化、步骤化的方式展示给学生。这个过程,就是把教师内隐的批判性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外显为一条清晰、可模仿、可学习的思维路径。思政课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结构化的分析模板,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一步步深入思考,使用思维导图将分析过程可视化。通过这种方式,教学的重点从“记住什么”转向了“如何思考”,这无疑是培养学生独立思维的关键所在。当学生学到了一套能够迁移到其他情境中的“思想工具”和“方法论”,他们在今后面对复杂信息与社会现象时,就能有章可循地进行独立分析和判断。
4. 落细实践教学。隐性知识具有极强的情境性和个体性,它往往在“做”的过程中才能被最深刻地领会。这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突破教室的物理边界和45分钟的时间限制,从“课堂内”走向“天地间”,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思政课教师需要系统地设计并整合实践教学环节,在实践教学前、中、后设置结构化的反思任务。在实践教学前,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确立问题,带着问题去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明确要求学生通过调查、视频、照片等方式记录见闻和数据;在实践教学后,要组织专题研讨和交流,让学生分享彼此的故事、困惑和发现,并引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来分析问题。通过“实践—反思—升华”的闭环,学生可以将那些在行动中获得的、零散的、感性的隐性知识,系统地梳理和显性化为清晰的认知、坚定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从而更好地实现“知行合一”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2] 刘仲林.认识论的新课题—意会知识—波兰尼学说评介[J].天津师大学报,1983,(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作者:陈寿弘;邹 斌 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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